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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梁金生（右二）离开延安去越南前与家人的合影。 梁金生烈士纪念馆供图

“英雄未必无情者，先公后私界限明。”这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梁金生烈士在牺牲前，写给妻子家书中的两句诗。诗中饱含了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更是他几十年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从早年变卖家产办学抗日，到后来钻研中医兴办药厂、潜心教育培养革命后代，再到为了革命不幸牺牲，他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准则，办事情、作抉择首先考虑的永远是革命的需要。

出生于1906年的梁金生是越南华侨，祖籍广东省宝安县草埔新屋吓村（今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草埔东社区新屋吓村）。9岁时母亲带他回国寻根，他自幼读书、习武，通晓中、越、法、英四国语言，13岁时以华侨身份考入南京暨南学校师范科，并自学中医。1924年，梁金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在组织农民运动中表现出色，1926年出席了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梁金生根据组织安排暂避于安南（今越南），其间加入了安南共产党。1933年，他回国后到广西寻找组织，先后在果德师范讲习所、省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任职。重新找到组织关系后，他又投入到城隍、百色的革命斗争中。

一

1937年4月，梁金生回到家乡草埔开展地下斗争，并按照中共南方临时委员会指示，准备在广州到九龙的铁路沿线开展党的活动。他计划以草埔小学为基点，筹办一所民族中学来培养抗日救国的骨干力量。由于经费不足，他变卖了家里的祖田，筹集了2000块大洋，在广九铁路布吉站桥头兰花庙创办民族中学，并将其作为地下党的重要联络点。当时，对梁金生卖祖田、办学校、买枪支、搞武装，一部分乡亲议论纷纷，指责梁金生败家，梁金生耐心地解释道：“现在国难当头，我们要救国，没有国，哪有家呀！”

他自任校长，招收进步青年学生50名左右，组建了抗日自卫队和抗日宣传队。自卫队主要由学生和当地青年农民组成，在铁路沿线进行游击训练，并参与保卫村庄的行动；宣传队则通过演讲、戏剧、刊物等形式，在广九铁路沿线的深圳、布吉、香港等地传播抗日救亡思想。民族中学位于广九铁路布吉站附近，梁金生利用这一地理优势，建立秘密交通线，为党组织传递情报、转移人员及物资。学校师生常以“郊游”“考察”为名，沿铁路线开展联络工作，保障了抗日力量的隐蔽性与机动性。学生和教师在此编写抗日宣传文稿、排练戏剧，深入铁路沿线村庄进行抗日动员，极大地提升了群众的抗日意识。

1938年日军进犯广东时，他组织学生和自卫队破坏铁路设施，延缓日军推进，并在铁路沿线村庄设立观察哨，及时通报敌情。不久，由于经费不足，民族中学停办，他转任宝安县立第一中学校长。其间，他推动学校成为党的秘密活动中心，使广九铁路沿线的抗日宣传与武装斗争紧密结合，为东江纵队的建立奠定基础。许多学生后来加入东江纵队，成为铁路沿线游击战的重要力量。

二

1938年7月，梁金生经组织批准到延安从事革命活动。他在抗大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工作。当时，他看到延安缺医少药，治病十分困难，而自己学过中医，有用中药治病的丰富经验，便主动向党组织提出建议：就地取材开办制药厂，将草药研制成药片、药丸、药膏、药粉等便于服用，以弥补西药紧缺之不足。他的建议很快得到组织批准。1939年3月，光华制药厂成立，梁金生担任厂长。由于当时边区被封锁，不论在资金、材料、设备、人力、技术上都面临很大困难。如缺少中药碾槽和切药刀，就要徒步到几十里外的兵工厂寻求帮助；没有中药就要到国民党统治区去购买。他带领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研制出30多种中成药，其中“胜利茶”治疗感冒效果显著且成本低廉，极大缓解了战时用药紧张。此外，他主张中西医合作，推动光华制药厂与延安医科大学、卫生部联合成立中西医研究室，为中西医结合理论奠定基础。

梁金生不仅管理制药厂，还亲自参与临床诊疗，利用休息时间为军民免费看病。这种奉献精神，使他在延安广受群众爱戴。有一次，一位老乡找到梁金生问诊13年没治好的咳嗽，梁金生给他把脉开了一个方子。病人走后，梁金生的妻子说了一句：“人家咳了3年，你一个方子就能治好？”梁金生突然拿不准了，病人到底是咳了13年还是3年？因病人口音较重，梁金生担心听错而开错方子，连夜赶到病人所在村子，挨家挨户地敲门，终于找到了他，最后确定是13年。梁金生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1942年2月，组织上任命梁金生为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小学校长。他坚决服从安排，很快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培养革命后代的工作中。面对校舍破败、学生多病的困境，他立下“半年改变面貌”的军令状，提出“教育要实施大众教育、爱国教育、生产教育”，将劳动融入教学：将教育和劳动结合，开展生产自救，成立运盐队、豆腐坊、饲养队，规定三年级以上同学参加农业生产。全校师生开荒种粮种菜，学生们自己动手缝制冬衣。他既当校长又做勤杂工，带领师生挖窑洞、修围墙、打水井，改善卫生条件，并自制药剂调养学生体质。学校从172人扩展到580余人。在每个班级只有一盏油灯的条件下，“保小”幼苗茁壮成长，一批共和国栋梁之材从中产生，其中不乏文学家、舞蹈家、歌唱家、作曲家、军事家、火箭专家，“保小”因此被誉为“红色摇篮”。

三

梁金生一生辗转多地从事革命活动，与家人聚少离多。他最后一次离开延安前与妻儿拍摄全家福，不想竟成为永别。其子梁汉平回忆，父亲牺牲时年仅40岁，他将短暂的一生全部献给了革命事业，甚至未能回归故土。这种以革命事业为重的选择，体现了“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奉献精神。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越南仍处于抗法斗争时期。应越南劳动党（今越南共产党前身）主席胡志明的请求，中共中央派遣梁金生等同志赴越南支援革命工作。1946年初，梁金生在参加越南劳动党同国民党的谈判时，因误饮国民党特务在宴席间设下的毒酒而壮烈牺牲，年仅40岁。梁金生牺牲后，胡志明主席亲自为他致悼词，越南劳动党高度评价其贡献。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批准梁金生为革命烈士。

“小平最慈祥的好妈妈，工作忙极，自不在话下，你是可以想象而知，日来常外出晚归，月亮照耀清澈大地，人生几得月当头，仅献给你拙诗一首：六月相思胜似年，悄悄月夜踱窗前，英雄未必无情者，先公后私界限明。”

这是1945年3月梁金生赴越南前写给妻子的一封家书。当时正值他小孩出生不久，信中饱含着他对组织安排外派工作的坚决服从、义无反顾，以及对家人的眷恋不舍。梁金生一生对党忠诚、先公后私、清正廉洁的精神，为家人和后代树立了榜样。

妻子姚淑平受梁金生影响，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1949年后，她一直在北京市六一幼儿院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为幼儿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先后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

梁金生的儿女自觉传承红色基因，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为党和人民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儿子梁汉平说：“父亲是我的榜样，无论是否是组织安排的，只要是对社会有益的事，我便会自觉履行共产党员的担当。”儿媳妇刘松柏说：“我们家几代人的婚礼，虽然形式不同，但都传承了红军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父母结婚时是穿草鞋结婚的，我们结婚时是吃忆苦饭结婚的，女儿结婚时又穿上了红军服，我们把红色基因和清正廉洁的精神一代一代往下传。”

2009年6月，梁金生烈士纪念馆在草埔落成并对外开放。2014年8月，梁金生烈士纪念馆被中共深圳市委公布为“深圳党史教育基地”。梁金生“对党忠诚，廉正传家”的红色家风故事，正被越来越多人所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