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崎润一郎的《金色之死》（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10月第一版）是一部将艺术狂热推向极致的惊世之作。这部创作于日本大正三年（1914年）的中篇小说，以少年时代挚友冈村君的死亡为轴心，构建了一个关于艺术、肉体与存在的哲学迷宫。在“文学恶魔”谷崎润一郎的笔下，艺术不再是高悬于殿堂的圣物，而是化作一具被金箔包裹的尸体，在极致的绚烂中叩问生命的本质。

小说开篇便以“我”与冈村君的艺术观冲突埋下伏笔。作为东京大学同窗，两人虽同为优等生，却在艺术认知上形成尖锐对立：“我”信奉思想高于肉体，认为艺术需依托历史积淀与想象空间；而冈村君则宣称“美必须是用肉眼看得见、用手摸得着的”，将感官体验视为艺术的终极标准。这种分歧在冈村继承家族财富后愈发激烈——当“我”在文学道路上踽踽独行时，作为“富二代”的冈村已开始用黄金堆砌他的艺术乌托邦。

箱根府邸的描写堪称小说最震撼的篇章。这座耗尽冈村毕生积蓄的“个人创作”，实为一座融合东西方艺术的畸形宫殿：古希腊雕塑与印度佛像并置，哥特式尖塔与日本枯山水交错，所有艺术品都被镀上金箔，在烛光中折射出迷离的光晕。更令人战栗的是，冈村将自己也化作艺术品的一部分——他全身涂满金漆，在彻夜狂欢后以涅槃般的姿态死去，尸体被信徒们供奉为“天然的大涅槃像”。这种把生命转化为艺术载体的行为，彻底颠覆了传统艺术与生命的界限。

谷崎润一郎通过冈村的死亡，展现了对“肉体美学”的极致探索。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金色意象，既是视觉上的震撼冲击，更是对肉体神圣化的隐喻。当医生解释冈村死于“金箔堵塞毛孔”时，这种科学解释与宗教般的死亡场景形成荒诞对照：一个用理性分析死亡原因，一个用信仰膜拜死亡美学。谷崎润一郎似乎在暗示：当艺术追求突破生理极限，肉体便成为承载美学的祭坛。

这种悖论在冈村的艺术实践中达到顶峰。他斥巨资复制世界艺术瑰宝，却对东方艺术嗤之以鼻，认为“日本的艺术之美不值一提”。这种文化自卑与艺术狂热的混合体，折射出明治维新后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他们既渴望通过模仿确立文化身份，又因缺乏自信而陷入自我否定的漩涡。冈村的金色宫殿，正是这种文化焦虑的实体化呈现。

“我”作为叙事者，其视角的转变构成小说重要的解构力量。起初，“我”将冈村视为堕落的暴发户，对其奢靡行为充满鄙夷；但随着箱根之行的深入，“我”逐渐被冈村的艺术理念侵蚀。当目睹金色尸体时，“我”竟发出“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美的人类尸体”的惊叹，这种认知颠覆标志着谷崎润一郎对传统审美体系的彻底解构——美不再依附于道德或理性，而是存在于对生命极限的突破中。

谷崎润一郎这种视角转变暗合了日本美学中的“物哀”传统。樱花瞬间的绚烂与凋零，茶道中“一期一会”的珍视，都在冈村的死亡中得到极致体现。但谷崎润一郎更进一步，他将“物哀”从对自然美的感叹，转化为对人为毁灭的礼赞。当菩萨、罗汉、恶鬼、罗刹的雕像在金色尸体前跪拜时，艺术与宗教、生与死的界限彻底消弭，留下的是对存在本质的哲学叩问。

《金色之死》堪称谷崎润一郎早期“恶魔主义”创作的巅峰之作。从《纹身》中通过疼痛获得快感，到《春琴抄》里自毁双目保留女神形象，谷崎润一郎始终在探索人性中的黑暗美学。而在本作中，他将这种探索推向存在主义的高度——当冈村说“最下等的艺术是小说，最高贵的乃是人类的肉体”时，他实际上在宣告：艺术的价值不在于其社会功能，而在于能否激发人类最原始的生命冲动。

谷崎润一郎这种美学观与西方唯美主义形成有趣对话。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通过堕落寻找神圣，英国最伟大的作家王尔德主张“艺术不应模仿生活”，而谷崎润一郎则更进一步，他让艺术直接吞噬生活，将生命转化为美学实验的载体。这种极端化处理，既是对日本传统“物哀”美学的现代转化，也是对西方唯美主义的东方回应。

《金色之死》的震撼力，在于它撕破了艺术的神圣面纱，将其还原为一种原始的生命冲动。当我们后世读者为冈村的死亡美学所震撼时，也不得不面对那个永恒的诘问：艺术与生命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当追求美的过程变成自我毁灭的旅程，这种美是否还具有道德意义？

谷崎润一郎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用金色的光芒照亮了人性的深渊。在这个意义上，《金色之死》早已超越了日本文学的范畴，成为人类艺术史上关于存在本质的永恒寓言——正如冈村的尸体在金色中永恒，谷崎润一郎提出的问题，也将在每个追求美的灵魂中回响不息。（2025年8月5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