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结构、收规模、清存量……半年之后，银行互联网贷款市场将迎来重塑。一周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落地，这份被业内称为“助贷新规”的文件将于今年10月正式施行，银行与助贷机构的合作逻辑正面临重构。伴随着政策“靴子”落地，银行也开启了一系列新动作。4月10日，多位银行个贷部门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总行集权严控规模成为关键动作，同时定价机制与息费也将更加规范，自营渠道的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中，一场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变局已然拉开帷幕。
执行总行名单制管理
对银行而言，助贷新规中的“权限收归总行”“严控规模”是首要关注的重点。监管明确，商业银行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应当坚持总行集中管理、权责收益匹配、风险定价合理、业务规模适度的原则，定于10月1日起施行。
将权限收归于总行，直击以往分行各自为政的痛点，业务适度则是要求银行在规模与风险间寻求平衡。
“过去分行自主经营，导致合作机构鱼龙混杂，现在要求所有合作必须经总行名单制管理，主要是为了进一步隔离风险。”一位股份制银行个贷部门人士透露，在考核互联网助贷业务时，该行已建立了动态平衡模型，针对业务规模适度要求，结合宏观杠杆率、行业风险景气指数及行内资本充足率，设定差异化增速区间。以消费金融类业务为例，增速控制在15%—20%左右，需要防范过度借贷的风险。有了此前的整改经验，助贷新规存量业务整改难度不大。
这位个贷部门人士提及的经验主要源于一场大规模的业务规范行动。将时间往前回溯，2015年前后是我国银行互联网贷款蓬勃发展的几年，彼时，以城商行、民营银行的“助贷模式”为起点，通过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快速切入消费金融市场。随后一些股份制银行、国有大行也纷纷加入战局。业务规模迅速膨胀，满足了市场对便捷融资的需求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部分助贷机构资质参差不齐，风控措施不完善，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一些银行与大量中小助贷机构合作，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筛选机制，为后续的风险隐患埋下伏笔。2020年7月，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开始实施，从风险管理体系、贷款合作机构准入等方面对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提出明确要求，并按照“新老划断”原则设置了两年过渡期。过渡期本该在2022年7月结束，但由于受疫情影响、宏观经济等因素，监管决定将过渡期延长至2023年6月30日。
在长周期整改年限中，清存量、完成对应整改要求已是基本工作。对本次助贷新规存量整改工作，另有多位银行人士表示，经过了前期的积累，历史遗留问题已基本整改完毕，此次监管给的时间较为充足，压力较小。
在挑选助贷机构时，各家银行已构建起一套清晰可行的策略，根据平台经营情况、管理能力、风控水平、技术实力、服务质量、业务合规和机构声誉等多维度进行评估，优先选择头部互联网金融机构及互联网公司进行业务合作。同时，提出统一性、名单制、先进性、自主性、后评估的原则，并设置基本条件、合作要求、禁止条款。
“我行目前的方向是，结合助贷新规的要点与合作方沟通后，修改制度、调整合同约定，并尽快完成系统改造。”另一位城商行个贷部门负责人也提到，因城商行、民营银行是早期参与同助贷平台合作的银行，对业务规模当下各行基本是维持或收缩的状态。其他类型的银行是后入者，而且近年受按揭、房抵贷等影响，发展速度较快。监管机构2021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要求，商业银行与全部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的互联网贷款余额不得超过本行全部贷款余额的50%，目前各行实操多按照10%—20%执行。
已有银行要求助贷机构规范宣传表述
助贷新规要求银行注重发展业务的稳定、持续，而非短期搏一波收益。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过往由于部分银行在筛选助贷机构时标准不够严苛，或是对合作过程监管不力，导致诸多乱象丛生，投诉量急剧攀升。4月10日，北京商报记者根据投诉平台不完全统计发现，开年至今，围绕银行互联网贷款的投诉超150次，主要围绕在利率与收费、暴力催收现象两大方向。
部分合作助贷机构在宣传贷款产品时，对利率及各项收费标准含糊其词，表面上宣传低利率吸引客户，实际放款后，客户却发现存在诸如高额的手续费、咨询费、担保费等隐性收费项目；一些助贷机构在客户出现逾期还款时，采用极端手段进行催收。
在规范业务定价机制方面，助贷新规要求，商业银行应当将增信服务机构向借款人收取的增信服务费计入综合融资成本，明确综合融资成本区间，明确增信服务机构不得以咨询费、顾问费等形式变相提高增信服务费率。要求商业银行开展差异化的风险定价，推动贷款利率、增信服务费率与业务风险情况相匹配。
上述城商行个贷部门负责人直言，“据我行观察，近年来的投诉缘由基本围绕着能否停催缓催、能否利息罚息减免、能否延期还款或调整还款计划、能否更新征信、是否涉及高利贷等方面，如果需要变革，需要从根本上修改贷款政策。未逾期、已结清、无借据等投诉错误占全量投诉的20%左右。下一步我行将加大贷款政策的宣传，增强客户对贷款政策的了解，监控催收不当行为。从息费角度出发，在落实将增信服务费计入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并确保综合融资成本合规的过程中，将采取合同约定及处罚机制”。
“目前，我行已明确禁止使用‘最低利率’‘零手续费’等模糊表述，必须明确年化利率区间及不同还款方式的费用差异。针对第三方合作平台，要求其在推广素材中同步嵌入我行统一的‘息费合规声明’，并通过技术接口实时监测宣传内容，发现违规立即切断流量合作。”另一位银行人士说道。
在素喜智研高级研究员苏筱芮看来，借“咨询费”等变相收费名目突破利率上限的设计将不再可行，“除已披露的息费项目外，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费用”则通过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强调，保障借款人的切身利益。后续预计，借款人在助贷平台所承担的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被诱导收费的情形有望得到大幅缓释。
苏商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杜娟指出，助贷新规要求对助贷合作平台的风险承担能力（如代偿赔付能力、合作融担机构的注册资本、放大倍数、财务状况、经营规则等）、资产质量与风险控制（如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形成率、代偿赔付率等监控指标）、经营与收费合规性（如明确平台服务、增信服务的费用标准或区间、不许违规收费）等、金融消费者保护情况（如营销宣传行为、年化综合融资成本等信息披露、违规催收等）等做重点关注。
加码自营渠道建设仍有难题待解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助贷业务规模的压降，自营渠道的建设成为银行互联网贷款发展的关键方向。在首次整改时，就有不少银行已倾力在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加大投入，提升自营渠道的建设能力和效率。在技术层面，大型银行搭建数字化平台架构，聘请具备丰富大数据分析、算法开发经验的专业人才，为银行自营业务的技术创新与优化提供支持。
亦有多家银行提升自营业务占比，一方面，实现客户引流，将部分满足银行要求的业务引流至线上。另一方面，通过线上化模式降低银行营销成本，改善客户体验。
助贷新规发布后，银行也意识到加码自营渠道建设的重要性，上述股份制银行个贷部门人士强调，“相比依赖助贷机构提供的数据，自营渠道获取的数据更具一手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有助于银行针对性地开发契合客户需求的互联网贷款产品，如为消费频繁且信用良好的年轻客群定制额度较高、利率优惠的小额消费贷款。我行将进一步提升自营渠道建设能力”。
然而，银行自营贷款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实力强劲的大中型银行相比，城商行、民营银行自营渠道搭建还存在挑战”，一位民营银行人士坦言，建设高效自营渠道需先进技术支撑，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实现精准营销与风险防控。但部分民营银行在技术研发、系统更新上投入不足，技术水平滞后。同时，缺乏精通金融与互联网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导致在产品创新、系统维护及客户服务优化等方面力不从心，阻碍自营渠道建设进程。
也有银行人士表示，银行自营贷款的主要挑战是客群转化难度大，一方面，众多金融机构竞争有限的客群；另一方面，客群当下借贷需求低迷。
“未来，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仍需以银行为行动主体，合作机构主要起到辅助作用，不能反客为主。”在苏筱芮看来，在自营渠道建设方面，手机银行App是当前商业银行线上展业的标配，但部分规模较小的银行，也面临着获客困难、增长乏力等困境。银行一方面需要持续在互联网贷款场景营销领域积极探索创新，增强手机银行的互动性，提升营销活动效果，促进流量转换；另一方面也需要注重以用户为中心，不断改善和优化用户贷款体验、升级交互功能、开放场景生态，促进用户忠诚度及转化率的提升。
北京商报记者 宋亦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