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村共8个村民小组，402户、1560人。每个小组都有3个左右的光棍，五组最多，有5个光棍，全村共有20多个。这些光棍最小的是90后，最大的是70后。十年前，该村还没有出现这么多光棍，全村也就一两个。

村妇女主任表示，这些光棍有的压根没谈过朋友，有的谈着谈着就“吹”了。他们大都在外省、外市打工，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会回来，没有机会接触本地女性。并且随着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农村女性作为优质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她们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平等的性别关系，本地女性只要想婚配，就不成任何问题，因此留在本地的数量就越来越少；而外地女性因为异地、经济发展落后，更加不愿意远嫁过来。

经济条件不足，家庭条件差、工作不体面、工资收入低，制约了农村男青年的婚恋行为。妇女主任表示，目前村里嫁娶的彩礼大概在10万元左右，女方也会根据男方提供的彩礼价值，对等陪送嫁妆；此外，男方还要有农村自建房或在地级市、省会城市有商品房一套，最次也要付首付，规格至少是80㎡以上的两室一厅；十万元以上的小汽车一辆；三金首饰一套，折合成人民币大概1.5—2.5万元；酒席一般到镇上酒店举办，每桌650—850的餐标，大概20桌左右，不含烟酒；婚车、 司仪、婚纱、化妆、摄影等费用更是需要精打细算。

二十年前，农村结婚几乎不需要彩礼，最多在兄弟分家后翻新一下老房或者另盖新房，在院子里摆几桌流水席，每桌餐标300左右，也可以办一场不错的婚礼。但现在，结婚成本颇高，一般家庭难以承担。

工作方面，这些光棍外出务工的行业，集中在建筑、装修、化工生产、运输物流、外卖配送等，月工资收入维持在3000—8000元水平。社会保障待遇相对较差、工作流动性强、职业损伤大。整体工作呈现低收入、低保障、低稳定、低剩余的“四低”局面，在婚恋市场上处于劣势。

Z村集市上有一个婚介所，营业执照显示的名称为“某某婚姻介绍所工作室”，组织形式为个人经营。据了解，该红娘早年是村里有口皆碑的媒人，家家保媒拉纤都来找她，在村里混的风生水起。不过近年来，每年的“成交量”不足五单，“客户以本地男性为主，女性几乎没有”。为此，如果要实现牵线搭桥就必须去外地匹配女性，而且大部分是到云贵川地区物色。

不过前几年，云贵川地区频发跨省“闪婚骗局”，主要受害者为大龄单身男性，涉案金额单笔可达数十万元，部分婚介机构被举报参与合谋‌。女方团伙找到婚介机构注册、包装自己为单身女性，迫切需要求得灵魂伴侣，并答应事成后根据男方彩礼抽取30％~50％的中介费，或直接向男方收取中介费。女方拿到彩礼闪婚后快速离婚，以达到短期内骗取高额彩礼的目的。

据红娘所述，其曾在职业生涯中劝阻了一场婚骗事件。2024年底经人介绍，红娘结识了87年的小红（化名，后经证实，该女实为81年生人），但在信息登记阶段，该女以身份证被锁在单位为由，迟迟不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并且该女与主家男方私下联系后，通过买衣服、买水果、做家务的方式赢得了男方父母信任。关系熟络后，女方哄骗男方购买新手机，当晚二人同房，次日双方达成订婚约定，男方先行给女方一万零一元红包表明心志，寓意“万里挑一”；10万彩礼待筹备妥当后再行给付。

2025年初，红娘发觉可能是骗婚后，曾极力劝阻，但主家已失去理性，质疑红娘是在“着急索要红包，索要不成就拆散苦命鸳鸯”。于是红娘通过询问该女老家的街坊四邻，得知该女“品行不端，名声极差”，曾多次结婚离婚，并产有一子；最后一次婚史，是嫁到某中原城市。于是红娘又来到某中原城市求证，发现该女与现任夫家并未离婚，于是红娘搜罗一干人马回到村里与该女对峙，真相才得以大白。事后，该女退回了红包，双方的婚事就此作罢，而主家的儿子至今未婚……

骗婚造成的危害是严重的。它不仅让受害者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许多家庭因支付彩礼背负债务甚至返贫，还带来深刻的情感创伤，使受害者对婚姻失去信心，更破坏了社会信任体系、扰乱了正常婚恋秩序。一方面，经济困顿让部分男性难以承担婚恋成本；另一方面情感阴影与社会信任缺失阻碍了正常婚恋的开展，最终导致更多人难以组建家庭，沦为光棍。

农村光棍现象，不仅是个人婚恋问题，更关乎乡村未来与社会稳定，影响着乡村社会结构，值得讨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