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做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住宅，后来听见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使苏州人的子弟，在此中受教育，那么多数人都兴发显贵，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宫。他的儿子们曾经请他在京里购买园宅一所，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地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何必自己要有花园，才能享乐呢？”范先生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做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四个儿子都做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意思，舍财救济众人。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多数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分子。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是由他决策，他却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人民，因为元太祖好杀，而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自己生活非常的刻苦。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发生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非常见效。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做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钱，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因反对英国，以致于引起了鸦片战争的伟人。他如果要发财，当时发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的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鸦片两万箱。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曾孙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就是其中的一人，道德亦非常的崇高。
再看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做装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会发这样的大财。而当时的林文忠公，有财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阔佬很多，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扬州的岳父萧家，就认识这位富翁（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有一天，周翁到萧家，怒气勃勃的，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而周翁嫌他擅作主张，捐得太多，所以才发怒。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出个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后来住在上海，有一天，谭组安先生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他说，没有别的法子，只是积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家，不过十几年，就已经空了。若是以常理来说，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若是问他如何败法？读者可尝试着闭目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不用多说了。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反。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
